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Chines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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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SNet Special Report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Tuosheng 作者:张沱生,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Chinese policy", NAPSNet Special Reports, January 23, 2014,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the-north-korean-nuclear-issue-and-chinese-policy/

by Zhang Tuosheng 作者:张沱生

23 January 2014 / 23日1月 20143


I. INTRODUCTION

Zhang Tuosheng, a Chinese strategist, argues that China’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must change with the times and its policy should always take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other countrie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well-being of thos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to account.  He recommends four specific policy adjustments.

From his summary:

Since 2009, North Korea’s nuclear policy pendulum significantly moved to possessing nuclear weapons.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has entered a critical moment. There are three prospects for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under combin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1) taking an irreversible path to forever possess nuclear weapons; 2) triggering a military conflict and even war; or 3) returning to the path of dialogue to resolve the issue. Continued escalation of the nuclear crisis situation on the peninsula has serious negative impacts: In the near term, an even tenser situation on the peninsula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of a “misfire” or miscalculation leading to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mid to long term, if North Korea continues to conduct nuclear tests, and even become a de facto nuclear state, then North Korea ‘s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ill be even more serious.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peninsula will only move farther away; even though North Korea wants to concentrat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will be even more impossible to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Facing grim situations o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and on the Peninsula itself, China ‘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should be adjusted to advance with the times: One, actively engage to resolve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blem; two effectively grasp or take control of the denuclearization process to ensure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ree resolutely avoid letting  “certain countries” lead other countries by the nose and avoid engaging in wrong practices; four fully prepare to react to emergencies and unexpected events. By sticking to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world’s common long-term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hina will certainly be invincibly positioned.

Zhang Tuosheng i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CFISS) and also the director of CFISS Academic Committee.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Vol 5, 2013.  It is re-printed here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fficial policy or position of the Nautilus Institute. Readers should note that Nautilus seeks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opinions on significant top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common ground.


II. SPECIAL REPORT BY ZHANG TUOSHENG

朝核问题与中国的政策

2009年以来,朝鲜核政策的钟摆已明显摆向拥核,朝核问题进入了关键时刻。在内外力量的合力下,朝核问题可能有三种前景:走上拥核不归路、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轨道。朝核危机的持续升级对半岛形势给半岛形势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近期,半岛形势更为紧张,朝鲜与美日韩之间发生擦枪走火、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在中远期,如果朝鲜继续进行核导试验,甚至成为事实核国家,朝鲜与美日韩的军事对峙只会更加严重,半岛将更加远离和平稳定,朝鲜要想专心进行经济建设、改善民生也将更无可能。面对朝核与半岛的严峻形势,中国的对朝政策应与时俱进,有所调整:一是应积极主动地介入朝核问题的解决,二是要切实把握好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的关系,三是要坚决避免被他国的错误做法牵着鼻子走,四是要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和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准备。只要坚持将本国利益、全球共同利益及朝鲜半岛人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中国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冷战结束后,朝鲜失去了原先苏东盟友的援助,安全环境迅速恶化。“拥核自保”、“拥核自重”成为朝鲜发展核武的强烈动机。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在较长的时期内,朝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其政策宣示及行为在“拥核保安全”与“弃核保安全”之间徘徊不定。然而,在内外因的合力下,2009年以来,朝鲜核政策的钟摆已明显摆向了拥核。朝核危机的升级使半岛形势更加紧张,美日韩与朝鲜的军事对峙达到新的高点,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中国的安全利益都受到严重挑战。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无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从全球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出发,中国都应对朝鲜半岛政策做出新的思考和必要的调整。

  朝核问题的走向

自1994年初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至今已近20年。其间,无论是美朝达成的《美朝核框架协议》还是六方会谈一度取得的进展,都未能阻挡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步伐。

2009年后,朝鲜已公开将拥核、发展自卫核遏制力作为核政策的中以内容,明确摒弃了以前关于“无意发展核武器”、愿意以弃核换取安全保证的承诺。2009年四五月间,朝鲜先后进行“卫星”发射和第二次核试验,关闭了六方会谈的大门。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朝鲜宣称永远退出六方会谈。2010年初,经过中国及其他各方的艰苦努力,朝鲜同意经三步走恢复六方会谈,[1]但由于发生“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复谈成为泡影。2011年底金正恩继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后,人们对恢复六方会谈重新燃起希望;2012年的朝美“2.29协议”[2]更加强了这一希望。但朝鲜随即又于同年4月进行“卫星”发射,再次打破了人们的幻想。2012年12月,朝鲜进行新的“卫星”发射,接着又于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面对国际社会对其“卫星”发射与核试验的强烈反对,朝鲜采取了全面对抗的做法:2012年4月将“核拥有国”正式写入宪法;2013年1月宣称六方会谈和“9.19共同声明”[3]不复存在,以后不会再有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对话;2013年2月宣称今后开展对话朝鲜只能以核国家身份参加;2013年3-4月又接连宣布《朝鲜停战协定》、《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4]“完全无效”,宣称决定实施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行的战略路线,并将重启宁边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事实均清楚地表明,朝鲜发展核武器、做核国家是既定方针,从未改变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切让步均是缓兵之计。现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这一点,中国也绝不应再怀疑这一点。

当前,朝鲜拥核的动机主要有三点:一是威慑美国的军事威胁,以求“拥核自保”,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二是平衡韩国的力量,以求“拥核自重”,力挽其在与韩国竞争中的颓势;[5]三是自认为有闯关成功的可能,这不仅是因其核计划、核能力近年来不断取得进展,而且是因其认为中、美、俄、日等大国对朝政策的分歧可为其所用。但是朝鲜是否能最终彻底跨过核门槛,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因素,朝鲜拥核仍受到客观因素的严重制约,仍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这一压力来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与声明、美日韩的对朝政策以及中俄关于半岛无核化的政策等。

展望未来,朝核问题可能有三种发展前景。

第一,朝鲜走上拥核不归路。朝鲜政权性质独特[6],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安全上长期面临威胁,具有极强的发展核武的愿望与决心。加之其善于在大国间纵横捭阖,并已具备一定的核能力,如果内外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即朝鲜保持现存体制,坚持拥核政策和拒绝改革开放;美国继续对朝实行所谓“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t)政策[7];中国对朝政策继续在“维稳”与“弃核”之间摇摆不定,难以承担更大责任;朝韩关系保持对峙状态;朝核对话继续停滞,在未来数年内,随着朝鲜获得足够的核材料[8]和进行新的核导试验、实现核弹头小型化与两弹结合,朝鲜将成为类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事实核国家。然而,拥核给朝鲜带来的安全将非常有限,即使这可能降低外敌入侵的可能性,但朝鲜却将与美、日、韩处于更加敌对的状态,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将更加紧张,朝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愿望将成为泡影。

第二,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目前,从主观动机看,有关各方都希望避免这一前景,都认为这不是解决危机的可行办法。中俄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朝核问题,不愿见周边发生战争;作为朝鲜邻国的日韩亦希望避免战争,韩国更因其首都位于朝鲜火炮与导弹直接射程之内,被认为是朝方的“人质”;美国进行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恶果仍在发酵,至今尚难以从阿富汗脱身,缺少再发动战争的意愿。朝鲜更是如此,其领导人心里完全明白战争对自身将意味着什么。2013年初以来朝鲜态度异常强硬,甚至对美日韩公开进行核威胁,其表现可谓史无前例,但其强硬态度并未直接反映在军事行动上,而主要反映在言辞和政策宣示上。朝鲜做出超级强硬姿态,一是为了巩固国内权力基础,争取国内人民的支持;二是为了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迫使美国同意与其恢复对话,并为自己积累谈判筹码(退出停战协议和“9.19共同声明”、关闭开城工业区、重启核反应堆、宣称将进行更多核导试验等,都可作为朝鲜在未来的对话中进行交换的筹码);三是以不惜一战的声势对美韩进行威慑,以加强自身安全。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随着朝鲜半岛军事对峙的加强、各方戒备等级的上升、心理紧张度的加剧,加之朝鲜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十分年轻、缺少经验,“战争边缘政策”可能失控,敌对双方发生突发事件、擦枪走火甚至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2010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曾把韩国逼到墙角,最后是朝鲜止住了脚步;[9]但下一次如果双方都不退让呢?历史上朝韩在西海争议区曾经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在当前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如果再度发生类似事件,结局可能会很不一样。

再看得远一点,如果目前的政治、军事对峙局面僵持下去,一旦任何一方采取新的升级行动,如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或远程导弹试验,如美日韩举行更具威胁性的联合军演;[10]或者朝鲜内部出现重大不稳定因素,例如出现类似20世纪90年代中的大饥荒;特别是如果美国及其盟国判定朝鲜的核能力已接近彻底跨越核门槛的临界点,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进一步上升。届时,无论是双方之间发生误判或意外事件(2010年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已经预演了这种可能性)还是任何一方有意进行军事挑衅(如朝方再打战争边缘牌,或者美国及其盟国企图采取某些措施解除朝鲜的核武装),都可能在朝鲜半岛引发重大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从而给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在紧张形势有所缓和后重启对话,使朝核问题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轨道。六方会谈已经停滞四年多,在朝核问题再次升级、朝鲜与美日韩关于恢复对话的前提条件根本对立[11]的情况下,目前看不到任何重启的希望。但是,解决朝核问题,战争选择代价太高;任其发展亦不可能(奥巴马第一任期实行的“战略忍耐”、战略拖延政策并不见效);朝鲜更面临严峻的两难困境:拥核的目的本是为了保安全,但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安全环境却更趋恶化;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坚持先军政治和拥核却使本已十分落后、孤立的社会经济发展在严厉的国际经济制裁下更举步维艰。因此,在经过新一轮激烈博弈之后,面对更为严峻的朝鲜半岛安全形势,有关各方重启对话的可能性不应完全排除。2013年5月2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在访问中国时表示,愿意通过六方会谈等多种方式的对话协商妥善解决相关问题,其他各方对此表示审慎欢迎。这是重启对话的一线曙光。然而,期望六方会谈能在近期重启却是不切实际的。[12] 如果重启对话,最有可能是先恢复包括朝美对话在内的各种双边对话,其次是开展三方或四方对话,[13]最后才可能是进行六方会谈。重启对话首先商讨的议题恐怕也不是朝鲜弃核、实行半岛无核化,而是如何加强危机管控、缓和紧张局势以及能否实行朝核计划的冻结。只有对话迈出这一步,朝核危机持续升级的局面才可能得到控制,半岛紧张形势才可望逐步缓和,朝鲜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愿望才有一点儿实现的可能。此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新的互动,各方的努力才可能重新朝着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如果对话连这一步也无法实现,最后剩下的可能就只有前两种危险前景了。

总之,朝核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虽然现在尚难以断言其最终前景如何,有一点却已经十分清楚:历史留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朝核问题对朝鲜半岛形势的影响

 

上文实际上已涉及朝核问题的对半岛安全形势带来的严重消极影响。笔者将进一步从近、远期两个层面对之做出概述与预测。

在近期,朝核危机持续升级的消极影响主要是:第一,使半岛形势更加紧张,朝鲜与美日韩之间发生擦枪走火、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第二,使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平台六方会谈濒临死亡,除非有关双边、三边对话能较快为其重启做出铺垫。第三,使韩国政权交替可能带来的南北对话、南北缓和的机遇丧失(此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朴槿惠总统的对朝政策将向中间摆动,居于金大中、卢武铉两任总统的“阳光政策”、“和平繁荣政策”与李明博总统的对朝强硬政策[14]之间,从而有利于南北关系的改善),南北关系再次跌到谷底。第四,对美国加强与韩日两国的军事同盟、发展东亚反导系统、实现三国军事同盟一体化形成了新的推力。此外,朝核危机的升级还对中国与美日两国的关系带来复杂的影响,其前景将主要取决于三国政策的互动。如果在政策互动中共同利益占据上风,合作成为主导,将有利于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有利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如果情况相反,政策互动中分歧加剧,则将增加中美、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对立,甚至可能对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形成重大障碍。

在中远期,如果朝鲜拥核闯关成功,成为事实核国家,将对半岛形势带来更大的消极影响:第一,朝鲜将面临旷日持久的国际制裁,朝韩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第二,朝鲜半岛北南关系将更加对立、紧张;朝鲜与美日改善关系、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将完全丧失;朝鲜还将因中俄对朝政策的较大调整而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中国从维护朝鲜政权稳定出发,与美日韩的政策继续保持较大距离,但这将使中国与美日韩形成尖锐对立)。第三,美国将进一步强化在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加强对日韩的核保护伞,甚至重新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15]半岛将被军事冲突与战争的乌云所笼罩,更加远离和平稳定。第四,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朝鲜要想专心进行经济建设、改善民生几无可能,更不要说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得以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国际安全环境的显著改善)。第五,朝鲜半岛面临的核安保(nuclear security)与核安全(nuclear safety)挑战将进一步上升。[16] 第六,朝鲜拥核的消极影响有可能迅速扩展,在世界上引发新一轮核扩散潮流,东北亚及中东地区将首当其冲。[17] 随着周边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核国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总之,朝鲜拥核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能给本国人民和地区安全带来严重的恶果。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3月,朝鲜首次提出将实行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行的路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朝鲜领导人既想发展经济又不愿弃核的矛盾心理。但事实上,他们不会不知道,朝鲜绝无可能同时实现这两大目标,在现实条件下,发展经济与拥核是尖锐对立的,二者并行只能是一个悖论。

有人提出,为什么当年中国能顶住美苏压力,坚持发展核武器并最终取得了成功,现在却反对朝鲜这样做?这是当前必须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答案其实很清楚,因为朝鲜发展核武的国内外条件与中国根本不同,因而绝不能以当年中国的做法为其辩护。具体来说,第一,20世纪60年代初尚不存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18]而现在中国是其重要成员(1992年正式加入),并且坚定地认为,核不扩散机制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的。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当年发展核武器时,自己完全有能力承担压力与后果。可是朝鲜自己有能力承担吗?第三,朝鲜宣称,一旦弃核美国就会对其发动侵略,这是在为拥核寻找借口,在较大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朝鲜毗邻中俄两个大国,其处境与伊拉克、利比亚根本不同。第四,冷战结束后,朝鲜政治外交日益孤立,经济每况愈下、濒临破产。事实上,朝鲜自身的实践早已表明,坚持先军政治和发展核武器不仅无助于改变这一状况,反而使其安全环境雪上加霜、更加恶化。[19]

 

  中国的对策

对于中国来说,朝鲜半岛最好的发展前景是:通过和平对话,朝鲜弃核,美国及六方会谈给予朝鲜安全保证;朝鲜与韩、美、日三国改善关系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根据自身国情和借鉴他国经验,朝鲜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彻底摆脱孤立状态;经过较长时期的良性互动,朝鲜半岛北南双方最终实现自主和平统一。但不幸的是,多年来,随着朝核危机的不断升级和半岛形势的日益紧张,这一前景离我们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出现这一状况的主因当然是在美朝两个主要相关方身上,双方的政策都难辞其咎。但作为六方会谈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的政策也是不成功的,也有认真总结的必要。笔者认为,以往政策的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希望、甚至满足于做朝美两国的调停者和相关对话的搭台者,缺少积极、主动推动朝核问题解决的意愿。二是未能始终依据总体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具体事态的进展,处理好半岛和平稳定与半岛无核化的关系,以至常常使自己处于两难困境。

针对日益严峻的朝核问题与朝鲜半岛形势,中国应考虑对有关政策做出一些必要的充实与调整。

第一,应尽快完成中朝关系从特殊国家关系向正常国家关系的转变。根据笔者的理解,这是1992年邓小平决定与韩国建交时做出的战略决策,其目的就是要彻底结束和摆脱半岛冷战格局[20],同时发展与朝韩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决不应半途而废。[21] 完成这一转变,不仅有益于在朝鲜半岛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避免冷战格局再现,而且有益于中国按照是非曲直和国家利益决定政策,处理好中朝、中韩关系[22],真正做到坚持正义,主持公道,该帮就帮,该反对就反对;不背包袱,不受牵累,行动进退有据。这样做将有利于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利于中国软、硬实力的增长,有利于中国的半岛政策变被动为主动。为完成这一转变,我们对一些已明显过时的思维定式应进行及时的清理与纠正。

第二,要切实把握好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半岛无核化之间的关系。二者都是中国要实现的重大目标,应相互支持而非相互对立。总的看,和平稳定是终极的、更大的目标,而无核化则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必要条件。在实际进程中,谁排在第一,谁排在第二,不应是绝对不变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2009年以来,朝鲜多次进行“卫星”发射与核试验,对地区和平稳定形成重大冲击,并导致朝鲜与美日韩关系的急剧恶化。在此情况下,中国只有明确把无核化放在第一位,才能对朝鲜及国际社会发出清晰的信号,才能对朝鲜的错误行为保持足够的压力,才能有效迟滞朝鲜的错误行为,迫其早日知难而返。[23] 这样做可能比我们始终把和平稳定放在第一位或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更符合辩证法、更符合实际,也更有利于走出形势发展与政策目标日益背离的困境。

第三,要努力保持和善于利用我们手中的杠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不像国外一些人想象得那么大,但与其他各方相比,中国又确实拥有一些独特的杠杆,从而对朝鲜有较大的影响力。例如,中国一直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最坚定的力量;中朝之间仍保持着两党关系与两国传统友谊(虽然已远不如当年);中国具有较强的在各方之间进行斡旋的能力,并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是朝鲜的主要能源和粮食援助国、贸易伙伴(双方的边贸、民间贸易亦极其重要)及经济开发区合作方;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经验可为朝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借鉴;中国政府一直实行有利于朝鲜的边境管理政策,等等。在当前与未来,中国要尽力保持这些影响力和杠杆,同时要更积极主动地利用这些杠杆,做到双向使用、奖惩分明,力争对朝鲜的行为模式和政策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第四,在继续为重启六方会谈努力的同时,中国应应积极支持、尝试举行各种有利于控制与解决朝核问题的对话,包括举行朝韩与朝美双边对话、中美朝三边对话、中美朝韩四边对话等。在当前六方会谈陷入严重僵局的情况下,如果坚持将六方会谈作为唯一可行的对话平台,可能使路子越走越窄。在各种对话中,半岛无核化的最终目标决不能动摇与放弃,但可以尝试将朝鲜实行核冻结与给予朝鲜安全保证相挂钩作为阶段性目标来争取。这曾是美方某些核专家和前高官提出的方案。[24] 这一方案与美国布什政府关于朝鲜必须“全面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转地弃核(CVID)的方案的不同不在于是否要求朝鲜弃核,而在于是否可在朝鲜实行核冻结时即予其一定安全保证,并将此作为朝鲜最终弃核的一个必经阶段。2010年与2011年,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曾在中美第二轨道安全对话中就此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25]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较为务实的做法,中国应在重启对话时积极推动对于这一方案的探讨。此外,朝鲜一直迫切要求将半岛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这是合理要求,应尝试在对话中将推动这一转变与朝鲜冻结核计划相挂钩,这也可能是重振对话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五,须对半岛形势出现紧急状态与突变做好充分准备。鉴于朝核危机持续升级和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不断上升,中国必须对于可能出现的最坏前景及不测事件进行周密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准备,包括确定底线和做出各种相关预案,并应与有关国家适时开展危机管理对话,建立半岛军事危机与冲突的防范与控制机制。

第六,中美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大事件,要把解决好朝核问题与半岛问题放到这一探索中来思考、来努力。为此,在实现半岛无核化(朝鲜弃核是题中应有之义)、防止核扩散、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过程中,中国应应积极努力与美国开展合作;对于双方在实现这些目标上的的路径与方法之争,应积极沟通,加强协调,寻求共识;对于双方在半岛事务上的地缘政治分歧,则应通过对话,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坚决避免双方再一次陷入半岛冲突与战争[26]。在当前及未来,能否处理好朝核问题将成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块试金石。

总之,中国在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政策必须与时俱进,要有新思维、新视角,要使原则化为有力的行动,坚决避免被他国的错误做法牵着鼻子走。只有坚持将本国利益、全球共同利益及朝鲜半岛人民的长远利益紧密相结合,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III. REFERENCES

[1] 朝美双边对话为第一步,预备会为第二步,正式会谈为第三步。

[2] 根据这一协议,朝鲜同意在保持有效对话的情况下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和宁边铀浓缩活动,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暂停铀浓缩进行监督;美方同意向朝鲜提供24万吨营养食品,并将努力促成向朝鲜提供更多的粮食援助

[3] “9.19”共同声明是2005年朝核六方会谈进行到第四轮第二阶段所发表的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六方一致重申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六方承诺,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处理相互关系;六方承诺,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促进能源、贸易及投资领域的经济合作;六方承诺,共同致力于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六方同意,根据“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采取协调一致步骤,分阶段落实上述共识等。

[4] 1991年月2月31日,朝韩双方代表在板门店草签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2年2月19日,《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正式生效。宣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北主和南方不试验、不制造、不生产、不接受、不拥有、不储藏、不部署、不使用核武器;只把核能用于和平目的;不拥有核再处理设施和铀浓缩设施;按照由北南核控制共同委员会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对方选定的、双方都同意的场所进行核查等

[5] 冷战结束后,由于坚持过时的内外政策,朝鲜在国际上极度孤立,国内发展面临巨大困难,与韩国的差距越拉越大。拥核成为朝“建设强盛大国”可显示的唯一“成就”,成为其以弱搏强的唯一手段。

[6]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国家身份,但其国家性质的政治特征却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有很大不同,与改革开放的中国、越南则更为不同。一方面,朝鲜的制度具有苏联模式的一些基本要素,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以及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等;另一方面,又具有某些独特的要素,如实行领袖世袭制和经过多次党内斗争领导集团形成的高度一元性。冷战结束以来,虽多次面临困难形势,其领导集团内部始终保持了基本一致。

[7] 这是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对朝鲜实行的政策,即在朝鲜暂停核项目之前,拒绝对朝鲜提供任何新的激励措施,也绝不为朝鲜重返六方会谈提供任何补偿,只有朝鲜在核问题上做出可见的让步后,美国才会与朝鲜保持接触与对话。

[8] 朝鲜核材料有限,但随其大力发展铀浓缩(朝鲜铀资源丰富,其 2000台现代化离心机已于2010年底对外公布;外界认为,离心机目标小,朝鲜可能还有其他秘密铀浓缩设施),发展轻水堆和和重启石墨核反应堆,这一困难可望逐步得到解决。

[9] 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2010年11月底,美韩不顾朝方关于将以“战争对抗战争”的警告,坚持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进行联合军演,并做好准备一旦受到朝鲜攻击即全力反击。朝鲜最终对联合军演采取了克制态度,一场一触即发的军事冲突得以避免。

[10] 在2013年春美韩举行的联合军演中,美国调派了包括核动力航母、B-52轰炸机、B-2隐型轰炸机在内的先进武器装备参演,对朝鲜的压力与威胁明显上升。

[11] 朝鲜要求美国改变对朝鲜的一切敌视政策,取消对朝制裁,停止威胁性的联合军演,取消对日韩的核保护伞,并以核国家身份对话;美则表示对话大门仍敞开,但决不会让朝鲜故伎重演,朝鲜必须首先以实际行动表明其有弃核的意愿。

[12] 据报道,朝鲜特使访华期间,在中国的劝说下虽然表示愿意重返对话,却完全没有提到弃核问题。参见胡若愚:《朝鲜特使访华顺利结束  未提“弃核”引各方热议》,载《北京青年报》,2013年5月26日。

[13] 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美在六方会谈内外亦曾建立起双边接触与对话机制。2003年,中美朝三方会谈曾为开展六方会谈创造重要条件,此后又几次对重启六方会谈发挥作用。1997年至1999年,中美朝韩曾举行四方会谈,就建立和平机制和缓和半岛局势进行磋商。

[14] 李明博认为金大中、卢武铉的对朝政策让步太多,强调对朝实行对等原则,并提出了“无核、开放、3000”的战略构想(即朝鲜如能做到前两点,韩国愿协助朝鲜在10年内达到人均GDP 3 000美元)。

[15] 冷战结束后,美国从韩国撤出了战术核武器。近年来,随着朝核危机的升级,在美韩两国内都出现了重新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呼声。

[16] 前者是指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威胁;后者是指核事故威胁。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朝鲜核设施的安全度较低。

[17] 冷战结束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一度得到有力加强,对于维护全球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9年印巴进行核试验,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造成重大冲击;此后朝核、伊核危机相继发生,对该机制形成了更大的挑战。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朝鲜在巨大国际压力下闯关成功,将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益,促使日本、韩国、伊朗、沙特、土耳其、埃及等国谋求发展核武器,从而导致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崩溃。

[18]《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于1968年缔约,1970年生效,1995年无限期延长,目前有成员国190个。朝鲜于1985年签订NPT,但一直到1992年1 月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核安全保障协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所有核设施进行检查。2003年1月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退出NPT。

[19] 有一种意见认为,朝鲜坚持发展核武是吸取了利比亚弃核挨打的教训,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朝鲜应吸取的主要教训并不是所谓的弃核,而是卡扎菲政府内外政策的彻底失败——其内部的动乱及完全失去非盟、阿盟的支持为北约军事干涉创造了条件。当时,如果利比亚未弃核,西方只会有更多借口对其进行武装干涉。

[20] 朝鲜半岛冷战格局的典型形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中朝“北三角”与美日韩“南三角”的对峙。这种情况在冷战后期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21] 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这一转变至今尚未彻底完成,2009年后一度还有某些回转的迹象。

[22] 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年来,中韩贸易总额已超过韩美、韩日贸易额的总和。2008年5月28日,中韩又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此后由于在对朝政策上出现较大分歧,中韩关系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

[23] 2013年5月,朝鲜主动派特使来华访问,并带来了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我们应从这一进展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

[24] 即“3 NOs, 1 Yes”。意为朝鲜不谋取更多的核材料、更先进的核技术(不进行新的核导试验)、不对外进行核扩散;作为回报,美国给予朝鲜安全保证。

[25] 美方当时曾向中方询问,如果朝鲜同意全面实现核冻结,中国是否愿意与美国一起给予朝鲜安全保证。

[26] 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双方最初都有避免军事冲突的愿望,但由于方严重缺乏相互了解及完全没有直接沟通渠道,最后两国走向直接对抗与战争。在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中美间的有限沟通及危机管理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避免了再次迎头相撞。参见章百家、(美)艾伦·怀特关于朝鲜与越南两场战争危机管理的分析,张沱生、(美)史文主编《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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