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king to address the rise of China and non-zero sum relationship modalities: Explo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by Yang Wenjing,  作者：杨文静

26 November 2013 / 26日11月 2013

I.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first half of a two part article from Professor Yang Wenjing of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eijing, China. The article has two major parts: 1) an overview of game theory, descriptions of zero-sum, non-zero sum games and examples of how both have played a role at various times in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 with specific emphasis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2) an analysis of  China policy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ith a focus on modalities, conn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this Policy Forum, Yang Wenjing argues that China’s rise not only benefits China, but also the whole world.  Toward that end, China’s peaceful rise not only requires China’s relentless efforts, but also requires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rest of world,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peaceful rise is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rather than a challenge to America’s dominant status, as China has no intent to change the world order.  A zero-sum game is a lose-lose game.  Only a non-zero sum approach can produce “win-win”, “winning” or “multiple win” results.  Yang Wenjing then explores China policy in President Obama’s administration, based on official statements she concludes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re in a non-zero sum mode and we should expect Sino-US relations to have a competitive-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here only through successfully and peacefully dealing with competition can a rational “rebalancing” be realized.

Yang Wenji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in the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a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CICIR’s journal and is re-printed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fficial policy or position of the Nautilus Institute. Readers should note that Nautilus seeks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opinions on significant top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common ground.

II. POLICY FORUM BY YANG WENJING

寻求应对中国崛起的非零和关系模式：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探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摘要：中国崛起不仅有利于中国，更造福于世界，为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既需要中国方面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理解与合作，尤其是主导当今世界的美国。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挑战美国的主导国地位，更无意改变世界秩序。零和博弈是两败俱伤的游戏，只有非零和才能获得“双赢”、“多赢”或“共赢”的结果。本文深入探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而解读其对华的非零和关系模式，以预期中美关系是一种竞合关系，并成功而和平地处理竞争，实现理性的“再平衡”。

非零和关系模式是一种对大国关系的实践探讨。历史上的大国关系往往体现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诉求的零和博弈，而冷战后相互依存与全球化的世界使零和关系模式难以为继，寻求非零和乃至更高层次的伙伴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流。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2010年中国GDP上升为世界第二的历史性转变，崛起的中国与守成的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该何去何从，已成为一个历史性命题。是陷入“大国崛起必然引发战争”的悲观现实主义魔咒，还是重蹈美苏冷战争霸、零和竞争之历史覆辙？是开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即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共存共荣的非零和关系模式，还是至少在最低限度上维持不对抗和防止全面冲突的局面，并以此为基础最大限度地进行合作？本文认为，奥巴马政府四年对华政策的实践表明，在“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历史攸关时刻，美国选择了后者，即寻求一种应对中国崛起的非零和关系模式。这也许并非是一种主动、心甘情愿的选择，但肯定是奥政府权衡利弊、实践互动后所做出的理性与必然的选择。

一、           非零和：主客观碰撞后的选择

所谓非零和，是指博弈中各方不再是你赢我输的关系，一方所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另一方所失，其中蕴含着参与者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利益，能够获得“双赢” “多赢”或“共赢”的结果。在非零和博弈中，双方或各方得失不等，各方收益综合不等于零。它可进一步细分为多种游戏结果：双赢、多赢与少赢、不输不赢、一方赢而另一方非皆输。零和与非零和既是主观思维，也是客观行动，更是互动关系，换言之，博弈必须是在两个或多个行为体之间展开，而任何一个行为体是采纳零和还是非零和的思维与行动，将影响对方或其他行为体的思维与行动。在非零和博弈中，参与者既存在共同利益，又是彼此优势竞争的关系，它们既可能采取合作策略，又有可能放弃合作。[1]因而所谓非零和关系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一组关系，尽管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合作大于竞争，但竞争必须不能走向零和或对抗，这应是其核心底线。这种关系状态可谓最贴切地描述了美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性质。它不仅是一种政策目标，也是一种互动过程；不仅是主观诉求，亦是客观使然，是主客观相互碰撞后体认的结果。

首先，非零和是一种认知。与中国形成一种非零和、不对抗的关系是美国国内的主流看法，也代表着美国国内各派认知的最大公约数。大体而言，美对华有共荣、塑造、遏制三种思想取向。其中，共荣派与遏制派均属少数派，因其思想的冲击力而为主流所重视和吸纳，但也因过于激进而难以成为主流。塑造派不仅占据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主流，也代表了美国国内舆论的共识。共荣派的典型代表为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等提出的“G2”、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共同演进”、傅立民（SChas W. Freeman）、陆伯彬(Robert S. Ross)等人主张的“战略妥协”。该派主张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通过美中全面合作应对时代挑战和构建全球秩序，或通过美中战略妥协达成“全球稳定”。如基辛格主张美中建立起类似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合作框架，以防止“世界战略格局的不对称及集体安全的困境”；[2]傅立民认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乃历史趋势，而唯美中合作可延续领导世界与全球体系；[3]陆伯彬提出，如中国足够强大，美可考虑将东亚的“势力范围”让给中国[4]，史文(Michael Swaine)、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等主张的“弃台论”也属此类。塑造派主张继续秉持“合作+制约”双轨政策，通过软硬结合的巧实力手段将中国纳入美主导的世界体系，其中美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而迫使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该派基本同意中国是现体系的“稳定者”而非“破坏者”，但美国需加强塑造，防止其走向“破坏”方向。事实上，这一观点代表了美官方政策及国内主流。据维基解密透露，美前驻华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于2008年2月、2009年1月提交了两份有关中国未来内外政策走向的报告，基本上判定中国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虽与美在外交上的冲突会增加，但美仍有机会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规范中国的行为，促使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为此美应继续通过双边政策手段，包括高层接触（例如高级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的多边承诺以及中国构建其国际形象的期望等维护美利益，增加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权责（stake），确保其遵守国际准则。这些观点事后证明均被奥巴马政府吸收，成为美对华政策最核心的框架。[5]遏制派则认为中国崛起必然挑战美国霸权，主张通过遏制与接触更加有效配合以及扩大制约面甚至全面遏制予以应对。该派主张通过持续接触促使中国“民主演变”，更重要的是加大对华全面制约，通过盟友一体化、军事威慑、出口管制、创新竞争等防止中国取代美国优势地位。遏制派并非完全否认接触与塑造的作用，在对华目标上它与塑造派是一致的，即塑造中国崛起的和平选择，只不过它更强调通过制约来实现这一目标。以“忠诚反对意见”为要事的卜大年（Dan Blumenthal）、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等人均表示，美国除延续交往政策外，别无替代政策，且美国出手阻止或破坏中国崛起太过敌对。美国“避险”（hedging）的目标是“防止交往失败”，以确保美国发挥领导和平衡作用，而非搞垮中国。因此，美国一方面应制止一切危及中国稳定的动作，另一方面力促中国进行民主改革以稳定其国内根基。[6]可见，即使是遏制派也不希望见到美中之间爆发所谓新冷战或陷入一场全方位的大国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求一种应对中国崛起的非零和模式应该是美国国内各派的共识。

其次，非零和是一种实践。尽管奥巴马政府在执政之初就确立了对华非零和关系的合作框架，但在其政策展开、演变的过程中，这一关系也几起几伏，历经由合作摆向制约再回到平衡的颠簸过程。在这一磨合过程中，美国愈发认识到“形势比人强”，必须寻找与中国共处的出路，其他任何选项都是不可取的；而另一方面，非零和必须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纵观奥巴马政府四年对华的政策演变，是在与中国的政策互动中探寻、摸索一种非零和的共处方式。其由最初的高开高走到次年的强烈震荡，再回归到更加现实、理性的“再平衡”，这一历程本身说明了摸索过程的艰难，也说明非零和乃其不得不做出的必然选择。早在选举前，奥巴马就认为美国应把中国当成重要国家对待——不仅在双边和地区层面，也在全球层面——鼓励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步骤融入现有全球体系的目标和规则（也就是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2005年说的“利益攸关者”）。[7]这意味着，奥巴马真诚地尊重和欢迎中国与国际法律和准则相符的崛起，期望中国在朝鲜、伊朗问题及全球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同时也预期美中关系是竞合关系，想增加合作的成分，并成功而平和地处理竞争[8]。奥巴马上台后，将中国视为“多伙伴世界”的重要一员，对中国有诸多期许，希望实现与中国“无缝对接”，美战略界也涌现出“G2”呼声，中美关系呈“高开高走”局面。此间美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提出“战略再保证”，欲给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框定发展框架，终因美国内部缺乏共识无疾而终。但2010年始，以美对台军售、达赖问题、谷歌事件、天安号事件等为标志，中美关系陷入低潮。美国将此归咎于“中国强硬论”，事实上是美对华心态发生变化的结果，并最终导致以希拉里—坎贝尔为首的强硬派影响力上升。2011年，以美国“转向”亚太战略为标志，其对华制约一面更加凸显。但与此同时，美对华全面接触与合作也在深化，谋求“非零和”关系模式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共识。

美国寻求“非零和”关系模式的原因有三：一是不对抗的主观愿望使然。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加大在中国周边全方位经营，此间某些周边国家在其支持下加大在领海问题上对中国挤压，引发中国警觉和反弹。不少美国内人士认为，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有可能因为错误信号导致大国崛起的传统困境，中美走向新冷战的可能性增大。从中美两国领导人主观愿望看，均不希望中美对抗，在中国崛起实质性提升的历史关头，双方尤其担心由误判所导致的大国崛起的传统困境。美国政府强调“非零和”就是旨在防止和约束对抗。二是中美结构性矛盾与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使然。一方面，中美在价值观、制度、意识形态、战略利益之间有结构性分歧；另一方面，中美在核方面“相互威慑”、经济上高度依赖、且面临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问题，结构性矛盾与结构性合力同时存在，决定了美国难以以“零和”方式对华遏制，也难以超越现实把中国变为盟友，“非零和”恰是符合美国基于现实判断的中美“最大公约数”。三是美对华政策延续性与新变化使然。自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就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希望把中国纳入现有秩序，承认“中国的繁荣、强大有利于美国利益”。出于共同对苏战略需要，中美关系曾达到“准同盟”高度。冷战后，由于缺乏共同对手以及“六·四”所导致的价值观分歧，使美国在维持对华接触的同时，增大对华制约的一面。进入21世纪后，“中国崛起”日益成为美对华主要的“叙事语境”，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成为重要话题。小布什政府采纳“接触加对冲”政策，旨在“塑造”中国崛起的同时对冲其风险。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力量对比终发生实质性变化，一方面是走下坡路上的美国，一方面是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美应以何种方式应对？一方面，美国继承了冷战后对华合作与制约的两手政策，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必须统一于新时期应对中国崛起的核心目标——非零和的应对模式。所谓非零和，一是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避免，二是寻求合作与妥协空间，三是不排除对华竞争和制约。寻求应对中国崛起的非零和关系模式可被视为观察和解读奥巴马政府新形势下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也是符合美国内外情势的政策选择。

第三，非零和是一种互动关系。美对华政策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中摸索前行。在刺激—反应、合作—碰撞的互动关系中，中美均把握住了“非零和关系”的底线，使双方最大程度地进行了合作，也使双方的利益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证明“非零和”不仅是一种目的，也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不仅是一种既定的思维，也是实践的要求和结果。在四年中，中国始终牢牢把握稳定中美关系乃重中之重主线，[9]最大程度创造合作机遇，最大限度管控危机。可以说，谋求非零和的大国关系是中美双方的共同愿景。对于奥巴马上台之初旨在塑造“积极、合作、全面”的对华关系基调，中方予以积极呼应，夯实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接待奥巴马访华并发表《联合声明》，在朝、伊及巴阿等美国关心的议题上，中国在确保自身战略利益的同时与美进行了合作，此外还恢复军事交流并低调处理“无暇号”事件。此后，中美关系因为一系列天灾人祸陷入“螺旋式下降”，对此中美高层均寻求化解危机、修补关系，谋求在危机边缘把关系拉回来，实现“止跌反弹”，防止双边关系遭受实质性伤害。以美售台武器与奥巴马会见达赖为例，美国采取了事前告知、低调克制、事后弥补等技术性妥协方式[10]，力求在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谋求中国理解，防止中方过分反弹；中国则在原则性抗议的基础上尽力将不满限制在外交与舆论层面，通过与美国高层施压与沟通、采取某些技术性报复措施等袒露分歧、显示主张，但注意将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围内。2011年底至2012年初，美国“转向亚太”（pivot）政策正式出台，标志着美对华制约面进一步强化，一时间“新冷战论”胜嚣尘上。对此美国政府多次表态“转向亚太”并非“遏制中国”，相反，“美国日益参与会受惠于中国，因为后者也追求安全与繁荣”；[11]“太平洋足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美国支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强健的、多方面的关系”。[12]尽管中国舆论普遍批评美国重返亚太是针对中国的“遏制”动作，[13]但中国官方回应总体低调，一方面重在“听其言、观其行”，另一方面也表态“乐见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中方奉行开放、包容、共赢的亚太观，希望美方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14]

在涉及南海、东海的问题上双方也多次试探底线，最终找到了可维系非零和关系的某种均衡状态。在南海问题上，双方的第一次交锋是在2010年7月的ARF会议上，希拉里首次提出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此美国的解释是，此前中国官员对美私下称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意味着“不可谈判”，美国感到有必要阻止其成为正式的官方立场，否则中国可能会对整个海域声称主权，而非希拉里所称“按照地貌特点的合法声索”。由此，奥巴马政府认为必须超出传统的“美不谋求什么”（即“对领土争端不持立场”）、转为清晰的“美想谋求什么”的立场。[15]中国则认为美在南海问题上试图组成一个联盟，以重塑其地区领导权。希拉里讲话进一步强化了中方疑虑，认为美国故意要破坏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一些中国媒体警告，美国“分而治之、破坏关系的努力注定失败”。[16]外交部称，坚决反对任何非南海国家参与冲突导致的国际化和军事化。[17]面对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双方均表现出修补关系的意愿，特别是2011年胡锦涛访美的确定令美中着眼于未来准备。8月，中国副外长崔天凯赴美与斯坦伯格、坎贝尔、贝德等人会晤，重申构筑“正面、合作与全面关系”。9月，多尼隆与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访华，胡锦涛亲自会晤，表达了实现高水平接触的意愿，“访问传递出的正面气氛及高规格接待预示着中国对双边关系非常看重”。[18]此后奥巴马在联大期间会见温家宝，称“保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是个双赢而非零和问题”，温家宝则重申两国共同利益远远超过分歧。正是通过此次试探，使美中在南海问题上均认识到对方底线，此后中方不再强调“核心利益”，美方亦更多退在幕后，通过强化美菲、美越军事关系及主导ARF、东亚峰会等多边场合间接对华施压，强调“和平解决”与“多边谈判”，同时操控危机，在利用矛盾的同时防止失控。东海问题上亦同出一辙：美国始终采取了深化美日同盟、偏袒日本的做法，包括几次重申钓鱼岛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实质性深化美日同盟军事内涵等，但当中日对立情绪高涨、作为第二大与第三大经济体的经贸关系遭遇困难、以及军事对立情绪存在失控可能时，美国又强调和平处理争端，通过领导人警告、高官访问等方式向中日两方施压，防止局面失控。因而尽管美国操弄危机谋求政治好处对中国不利，但在防止战争、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又与中国具有共同利益，这使双方均给对方留有一定余地。

III.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