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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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SNet Special Report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Tuosheng,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NAPSNet Special Reports, July 30, 2013,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challenges-opportunities-and-strategies/

by Zhang Tuosheng

July 30, 2013


I.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second in a three part series of articles from Professor Zhang Tuosheng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in Beijing, China. The general progression of this series is: 1)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2) identifying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basic security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China as perceived by a Chinese strategist; culminating in 3) thoughts on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providing context and identifying common ground for future discussions.

In this Policy Forum, Zhang Tuosheng suggests there have been some major changes from China’s view point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from 2008-2012.   The challenges to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reached a high point  in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heightened friction. However, this should not shake the basic judgment that this is China’s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China’s rise will continue thanks to three fundamentally unchanged factors: favorabl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ticking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o turn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the author proposes adhering to effective,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and precisely defined core interests, in order to build new relations among major powers such as the three major breakthrough, strengthen high-leve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for policy coordin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enhance crisis management   He also makes nine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Zhang Tuosheng i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CFISS) and also the director of CFISS Academic Committee.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fficial policy or position of the Nautilus Institute. Readers should note that Nautilus seeks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opinions on significant top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common ground.


 II. Report

挑战、机遇与对策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张沱生)

作者:张沱生

30 日7月 2013

内容提要:作者提出,自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不断上升,并于2012年达到了一个高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进入摩擦高发期。然而,这不应动摇中国对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中国崛起得益于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进行改革开放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三者不发生根本改变,战略机遇期就会继续存在。为化挑战为机遇,作者提出了坚持行之有效的和平外交政策、准确界定核心利益、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为三大突破口、加强高层政策协调决策机制、进行战略规划与加强危机管理等9条政策建议。

2012年已经过去。在这一年里,中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继续上升,安全环境中的消极面持续增长,以致国内外都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吗?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二句是:“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第三句是: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1]

从一定意义上讲,如何做到“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有效维护战略机遇期,这本身即是新上任的中国领导集体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在许多问题上,中国须要有新的对策。

本文重点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安全挑战进行归纳与分析,同时也对面临的机遇提出一些基本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若干建议。

 

挑战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判断,它的提出是以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国内总体形势的发展为依据的,对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速自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自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却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多种风险因素交替出现或同时迸发,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不断上升,并于2012年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世界爆发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中的消极因素明显增加。至2012年底,世界金融危机已经持续4年多,不仅没有较快结束的迹象,而且继续在世界一些地区与国家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出现的严重动荡就有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刻背景)。美国背负巨额债务,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经济虽有所复苏,但仍软弱无力。欧债危机继续发酵,欧元地位受到严重冲击,欧洲多数国家经济低迷。日本债台高筑,出口不振,经济可能再次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速下降,一些国家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涨。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在上升。许多专家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状况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在此情况下,中国难以独善其身,“风景这边独好”的声音早已销声匿迹,中国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一面突显出来,经济转型面临严重困难。

第二,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压力加大。这一调整从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开始,自2011年以来明显加快。其主要内容包括调整反恐战略、结束全球反恐战争,实行再平衡战略,全面加强对亚太的投入和对太空、网络及海上安全的关注。其中,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考虑之一。在此情况下,中美两国的竞争上升,战略互疑加剧。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权等各个领域,主要表现为加强军事同盟、保持军事存在、发展伙伴关系、谋取经济利益、加强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影响力等,并突出反映在其对东亚地区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时隐时现的介入上(一些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在安全上迅速向美国靠拢)。2012年,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未来的发展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战略调整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对华“两面下注”政策(即对冲政策)的加强还是转向对华“遏制包围”?中国国内在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第三,近年来,中国周边许多地区的形势趋于紧张与动荡,构成对中国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一是中外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明显上升,出现了南海、东海、黄海(主要是渔业摩擦)“三海共震”的态势。其中,2012年因日本政府非法“购岛”引发的中日钓鱼岛危机更使中日关系跌至恢复邦交40年以来的最低点。世界第二、第三两大经济体可能出现的全面对抗及军事冲突风险,引起了周边各国及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心。二是2012年朝鲜半岛形势严重恶化,朝鲜决心拥核的一系列行动和美日韩做出的反应,已使朝核危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军事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风险进一步上升。三是在周边范围内(在此用的是大周边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与中国利益与影响的扩展相适应),其他众多新老热点问题——阿以冲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伊朗核问题,加之近两年的叙利亚危机、缅甸政局变化等,此起彼伏。在这些热点问题上,中国的利益、责任、能力、决断都面临着重大挑战。

第四,与传统安全摩擦上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步伐放缓、困难加大。除了二十国集团峰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势头明显减缓外,最突出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面临僵局。大会谈判举步维艰,难以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达成全面具体的共识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专家普遍认为,根据目前各国承诺的减排量,要实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既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更是中国面对的重大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将不仅是国内生态持续恶化的安全威胁(可能因此引发经济、社会危机),而且是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第五,近年来,兼具非传统与传统安全双重含义的全球公域安全问题(外空安全、网络安全、海上通道安全)愈发突显。与传统安全问题有所不同的是,尽管在这三大领域内各国也有不少利益分歧与冲突,但各国更有着重大的、无法分割的共同利益。当前全球公域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严重缺乏共同安全标准和行为准则(海上通道安全方面的情况好些,已有一些重要的国际法规,但亦不完善);而美国等西方大国又总是企图依仗其自身的技术优势与特权地位,对后来者(中国恰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保持高度戒备,极力阻挠。近年来,在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上,美欧对华不公正的批评与指责不绝于耳,其针对中国的反制行动也在不断升级。这是中国面临的新的挑战,并且将越来越突出。

第六,中国国内新老问题叠加,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经济减速的形势下,中国快速发展曾掩盖的种种问题显现出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提出数年,但却举步维艰,进展缓慢。这不仅是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而且是由于内部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和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其中社会未富先老、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工业化与城市化减速等均是其重要表现。各种新型媒体的出现和良莠不齐的媒体质量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内部的不稳定性。

第七,在上述情况下,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双重挑战。国外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过于强硬”、“咄咄逼人”;国内民众批评政府的政策“太软弱”、“让步太多”。一些专家学者则对邓小平时期的一些重要外交遗产及中国外交的一些新理念提出尖锐批评,要求做出政策调整。其实,这恰恰表明了一个深刻的事实,即对于中国的崛起,国内、国外都不适应。在国际上,表现为“中国威胁论”的高涨和对中国的加紧防范;在国内,则表现为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风范、心态、责任意识的缺失与不足。必须指出的是,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增加内部凝聚力,但却与“国际主义”(权且这样称呼)尖锐对立[2],后者要求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加强地区与全球合作,重视维护与发展各国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在领土与权益争端中互利互让,实现双赢。民族主义的急剧上升严重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中国崛起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摩擦高发期。这些摩擦不仅可能发生在大国关系中,而且可能发生在与小国的关系中;不仅可能发生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而且可能发生在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不仅可能发生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而且可能发生在与地处遥远的国家的关系中。在此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明显加大,在传统安全中的领土争端、地缘政治及军事力量发展等问题上是如此,在非传统安全、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上也是如此。这是大国崛起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遇到的安全困境,更何况中国还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的大国。能否处理好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与和平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争取国家利益与维护全球利益的关系,坚持和平崛起,打破“国强必霸”的历史循环,与世界各国真正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这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根本性挑战,必须用实践而非言辞做出明确的回答。

 

机遇

对上述挑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与足够的估计,这是有效应对挑战的重要前提。然而,这决不应动摇我们对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基本结论:中国崛起得益于国际形势、国际格局的有利变化;得益于实行改革开放;得益于坚持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这三者构成了战略机遇期的基础和认识框架,给中国带来了众多发展的机会。这三者既包括客观因素又包括主观因素,还包括两者的能动结合。因此,只要这三者不发生根本改变,各种机会就会不断出现,战略机遇期就会继续存在。当前,中国仍然面对的主要有利条件包括:

第一,在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没有变,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在进一步加深。1929年美国首发的金融危机曾引起世界经济大萧条,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导因之一;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几乎同样严重,而国际社会的合作应对却明显加强,显现了人类社会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虽然未来要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困难很大,各国合作的势头也在减缓,但却决无再次引起全球经济萧条和世界性冲突与战争的可能。

第二,近年来,大国间的摩擦与竞争重新抬头,但冷战结束后开始显现的新的大国关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全球,均未出现新的大国间的集团对抗;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借用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吸引又相互防范的状况仍在继续。例如,美国“重返亚太”,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发展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加强两国合作,强调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本意决非遏制中国。又如,中日间爆发钓鱼岛危机,两国政治关系严重倒退,但总体形势仍然可控,双方都希望避免军事冲突,维护两国关系大局,中日经济合作仍在进行。

第三,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主要新兴国家都带来了严重损害,但相比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中国的后发优势仍然存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2012年,中美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差距在继续缩小。综合国力的提升有益于中国外交资源的扩大和国防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中国制止战争、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的能力在进一步加强。

第四,在周边形势动荡、摩擦上升的同时,中国与非洲、拉美以及“金砖国家”的合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外,虽然中国与世界主要贸易、投资伙伴的经贸合作一度因全球金融危机受到严重影响,但近两年已开始有所恢复。2012年,中国与美国、东盟的外贸额分别增加了8.5%与10.2%。[3] 在直接投资方面,在美欧日对华投资继续减少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却不断增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第五,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新领导集体已表明了对内强力反腐、加强法治、深化改革、加速经济转型的坚定态度,和对外坚持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旗帜的鲜明立场,并重申了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和近年来提出的许多外交新理念,决心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国梦可以概括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睦邻友好、世界和平”)。这是中国能够在战略机遇期内积极作为的重大保证,是“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的强大动力。

第六,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新的党中央领导和中央政府寄予热望,支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加强民主,严肃党纪国法,坚决反腐;支持重启与深化改革,加快经济转型,提高民生;希望风调雨顺,过平稳日子;支持和平发展,与各国人民友好合作,不愿见动乱与战争;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力量源泉与基础。人民的支持弥足珍贵,尤须珍惜!

总之,在挑战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坚持和坚守对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应对挑战,有助于我们防止重犯历史上过高估计内外威胁与战争风险的错误,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对策

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中国领导人采取了许多对策,一些对策较为成功;一些对策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还有一些对策则不成功,甚至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后两者反映了我们的主观能力、观念、机制、资源与客观战略环境快速变化之间的不对称性,反映出中国实力与国际影响的增长与外部世界对中国认知及我们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的不对称性。这种情况应尽快加以改变。

下面,针对挑战与机遇,笔者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第一,必须坚持而非动摇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外交理论的基本方针是其主要内容),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必要调整。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是在结合上述两者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中国政府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重大与庄严宣示。[4] 这一文件涉及时代的变化及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五大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及一系列外交与安全新理念。这份白皮书来之不易,意义重大,决不应束之高阁,须使国内广大民众了解、使国际社会知晓。其中,关于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世界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共同体”;“大国全面冲突对抗只会造成两败俱伤”;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发展对外关系;“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等新认识、新理念,尤其要坚定不移地付诸实践。

第二,须对国家核心利益做出准确的界定,使其对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被正式提出 [5],对于我们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此前后,国内外对之都出现了各种不同理解与议论,在一些国家甚至引起了相当大的担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关于核心利益的提法在逻辑上还不够严谨,在内涵上还不够清晰 [6],以至不少人对之做出泛化的理解与诠释,甚至简单地将中国提出核心利益视为“划出一条红线”,如果被触及就要动武、做出军事反应。这显然是一种片面、有害的理解。核心利益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的、至关重大的、事关全局的利益,内涵宜窄不宜宽;要维护这一利益必须采用综合手段,武力作为重要手段之一,只能是最后选择。无论是将核心利益泛化还是将维护核心利益的手段单一化、简单化,都只会弱化核心利益,有损其维护与发展,并带来政治与外交上的被动。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海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之全面认识与筹划,是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号召,是历史性的进步[7],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要真正成为海洋强国决非易事。中国仍然面临众多海上安全威胁与挑战,其不仅来自潜在的台海军事冲突风险(近年来,这一风险明显下降,但并未完全消失)、与邻国间存在的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海上强国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长期对中国进行的海上抵近军事侦察,而且来自中国对国际海上通道依赖的日益上升(对海上通道安全的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家、也可能来自海盗、恐怖主义等非国家行为体)、海上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自身海上救灾与搜救能力的不足,以及海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要解决这些安全关切,必须有综合的海上安全战略,必须不断加强海上力量(包括军事与民事力量)和海洋开发能力,必须兼顾斗争与合作,必须坚持国际法与海洋法,并在应对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方面大力推动国际合作。此外,还要处理好陆海两个战略方向之间的关系,保持必要的平衡。总之,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海洋强国已不能再简单地与海军强国划等号,海权的发展也决不能重蹈历史上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覆辄;中国在走向海洋的进程中,既要加强海上力量,维护主权与合法权益,加大对海洋的利用,又要促使周边海域乃至全球海域日益朝着“和平、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使中国真正成为维护海洋和平发展的重大力量,这才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成功之道。

第四,必须尽快改变近年来周边安全形势恶化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为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并逐渐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其中,周边关系集大国关系、邻国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多边合作于一体,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周边环境是否和平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当前与未来的发展。当前,中国已经是地区强国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周边关系搞不好,何以谋世界?周边不稳,何以稳全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对周边的投入,把稳定周边大国关系,化解周边热点,妥善处理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周边合作(包括地区多边机制的合作),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很不容易,但这是中国国内深化改革、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实行和平崛起的必然要求。

第五,面对当前十分严峻、复杂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中国在加大维权力度的同时,必须坚持和平对话解决争议、“不打第一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基本方针。这些基本方针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符合中国的根本与长远利益,最有利于争议的妥善解决,最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领土争议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因而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但其性质却与侵略反侵略不同,与反对台湾、西藏、新疆分裂势力这类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斗争的性质也有较大的区别。领土争议通常是由历史上非常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激化带来的不仅是国家间的对立,而且是争议国人民之间的对立;对其引起的争端,国际社会的反应与对侵略行径和国家分裂活动的反应也明显不同 [8]。在历史上,中国通过和平谈判、互利互让,已经解决了绝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其中包括一些存在严重争议的边界问题。应该坚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包括冷战后中国与相关争议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长足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地区多边合作的日益发展等),坚持这些正确的方针,中国最后也一定能解决好与邻国的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问题。

第六,面对多重挑战,在千头万绪之中,中国新领导人应将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妥善处理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积极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和全球公域安全合作,作为应对挑战、破解外交难题的三大突破口,努力开拓对外工作的新局面。这三者紧密联系,哪一个问题都不可能孤立地得到解决。三者的影响又非常大,解决好了,将带来巨大的辐射效益。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阶段,能否打破历史上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冲突与战争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挑战。在大国关系中,与美国的关系仍是最重要的,应将两国在亚太地区建立起良性竞争、合作为主、有效管控分歧的新型关系作为双方努力的第一目标。解决好中日钓鱼岛危机,稳定与改善中日关系,则是当务之急。在此过程中,维护主权、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维护地区稳定三者必须紧密结合。将中日关系纳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布局,将使中国的对日政策更有战略眼光。[9] 妥善处理好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既涉及大国关系(中印之间存在陆地领土争议,中日、中美之间存在海上争议)、又涉及周边关系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将大大减少对外摩擦,抵制“中国威胁论”,对于大国关系、周边环境、国际合作都将带来积极的影响。加强与各国关于非传统安全及全球公域安全的对话与合作,涉及机遇管理 [10] 这一新的重大课题,对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有效控制以至妥善解决领土及其它争端,都将形成重大的推动力。

第七,大力加强国家安全政策协调、决策机制。全国人民期盼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有担当、更有作为、更有预见性、更有决断力。在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常人政治时代。新的领导人必须依靠团结有力的集体领导,依靠科学、民主、高效的决策机制。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改善与加强高层协调与政策指导,设立一个(或少数几个)具有高度权威且拥有常设下属机构、常设人员与一流专家队伍的安全政策协调、咨询、指导机构,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决策的主要助手(美国等许多国家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通过这样的努力,可望大大加强中国外交、军事、经济、安全、宣传、公安等各部门的协调,保证安全与外交决策更加迅速、合理,指挥调动统一有力,各部门的努力形成合力,从而有效地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推进国际合作。此外,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我们还应大力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与各类智库、高等院校研究力量的协调合作,大力加强政府与民间外交的配合。

第八,应根据基本对外政策,尽快制订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变化、面向2020年、203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必须着眼全局、整体、长远,针对机遇与风险,提出明确的目标和路径,提供必要的手段、资源与机制保障,并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中国再也不能没有明确的安全战略、外交战略、亚太战略、海洋战略了。各种战略的制订与提出,不仅将对中国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起到有力的指导与保证作用,而且作为对外的明确宣示,将显著提高中国战略意图的透明度,对于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仅以南海为例,进行维权与维稳,加强海上力量建设,建立各种信任措施,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开展谈判解决争议,所有这些都应有战略规划,有路线图,有风险评估,有精密设计的实施步骤,而非仅仅提出指导性的方针政策。从方针政策到战略原则再到战略规划,将是一个大大缩小政策与实践二者距离的过程,一个促使我们深思熟虑的过程,其根本目的与作用,即是化方针为行动,使政策更好地落到实处。

第九,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必须大力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及相关能力建设。[11]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再未发生过对外军事冲突与战争,但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安全危机,这些危机对国内外两个大局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以及最近爆发的中日钓鱼岛危机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展望未来,中国作为一个仍与许多国家存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国家,一个仍面临内部分裂势力困扰的国家,一个因崛起而引起周边、特别是美日等西方大国戒心加剧的国家,一个日益介入国际事务、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的国家,其领导者是否具有高度的危机管理意识和强大的危机管理能力,事关全局,事关未来,事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成败。在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同时加强危机防范与危机管控的能力,大力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包括自身机制及双边、多边机制的建设),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进行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与政策 [12]。今后,如果中国领导层的危机管理意识与能力都能上一个台阶,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它将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中国的对外关系得到更好的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III. References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2] 还有中国学者尖锐地指出,如果民族主义具有暴力、排外和背离法制的倾向,将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新闻发布会公布,2013年1月16日。相关报道见:《商务部新闻发布会:2012年国内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中国网新闻中心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1/16/content_18219532.htm,2013年4月22日。

[4]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发布。全文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201109/t1000032.htm,2013年4月22日。

[5] 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6] 参见笔者“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思考”,《战略研究》,中国军事科学学会战略分会、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主办,2011年第一期。

[7] 中国虽然是陆海复合型国家,但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陆权国家,长期缺乏海洋意识。近代以来,中国多次遭受来自海上的侵略;新中国建立后仍然在较长时期内受到海上封堵。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于维护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意识不断增长,投入日益增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缺少有效维护海上安全与开发海洋的能力。

[8]  对于领土争端,国际社会普遍持中立立场,要求争议各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分歧。

[9] 现实主义的所谓“权力转移”正在东亚发生,这是中日两国摩擦上升的一个重要背景。中日得以实现互利双赢还是走向对抗、冲突,不仅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而且将决定地区的未来。

[10] 近年来,笔者所在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一直积极主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维护国家与全球安全,不仅要大力加强危机管理,而且要大力加强机遇管理,后者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及全球公域安全挑战时尤应得到高度重视。一些机遇可能稍瞬即逝;一些机遇可能失不再来,甚至转变为挑战。

[11]  在冷战时期,危机管理对于美苏两国避免迎头相撞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危机管理受

[12] 坚持国际法和维护国际道义;言必信,行必果;为维护总体利益,保持反应的灵活性等,是中国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与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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