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Construct A New U.S.-China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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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SNet Special Report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Tuosheng, "How To Construct A New U.S.-China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NAPSNet Special Reports, July 23, 2013,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how-to-construct-a-new-u-s-china-great-power-relationship/

by Zhang Tuosheng

July 23, 2013


I.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first in a three part series of articles from Professor Zhang Tuosheng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in Beijing, China. The general progression of this series is: 1) suggestions for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2) identifying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in the basic security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China as perceived by a Chinese strategist; culminating in 3) thoughts on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to provide context and identifying common ground for future discussions.

In his inaugural Policy Forum, Zhang Tuosheng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ons of understanding, from a Chinese point of view,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He does this in five steps:  1) the basics of the proposal; 2) what’s necessary and what’s possible in this new relationship; 3)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 new relationship; 4) the obstacle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must be overcome; and finally 5) paths and means to achieve the new relationship including 12 specific suggestions.

Zhang Tuosheng i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CFISS) and also the director of CFISS Academic Committee.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fficial policy or position of the Nautilus Institute. Readers should note that Nautilus seeks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opinions on significant top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common ground.

Banner image: Updated June 21 2018:  Presidents Xi and Obama, White House photo.


II. Report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张沱生

23日7月 2013

在2012年于北京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根据中方建议,共同建设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主要议题之一。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要进步,预示了两国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种光明前景。使这一讨论深入下去,成为双方的共同探索与实践,并以此推动大国间普遍建立起区别于以往历史的新型关系,不仅对于中美两国的未来发展而且对于世界的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深远的意义。

 

一、命题的提出与意义

事实上,早在2009年两国举行的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戴秉国在开幕式讲话中即提出了这一命题 [1]。遗憾的是,当时美方并未对此予以积极回应。中方提出这一命题并非偶然,而是以三大方面的重要认识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的认识。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变化的看法不断发展,从提出两极格局结束到提出多极化、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从提出世界形成“一超多强”格局到提出大国关系呈现新特征(最初的概括是:大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借重,利益交会和相互依存明显加深);从提出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到提出国际形势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这些判断与看法勾画出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国关系变化的基本认识。

其次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认识(本文侧重于其对外战略方面)。冷战结束后,从提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到进入新世纪后提出和平崛起;从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到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从提出建立合谐世界到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宣示反应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特别是对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与定位的不断升华。

最后是对中美关系的定位。1989年夏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后,从“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2] 到“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3];从“非敌非友、似敌似友” [4] 到“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从进入新世纪后的“利益攸关方”(美方提出,中方接受,但认为还不够全面)和“建设性合作者”到“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从“发展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到“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5],这是中方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与定位划出的一条轨迹:最初是决心避免对抗、维护关系;后来是认识到了两国关系正处在一种过渡状态;1997年首次与美方共同确立了应争取的美好前景,但不久又转向低调,强调利害攸关,争取建设性发展(这反映了布什政府时期,两国合作迅速上升,但分歧亦十分突出的状况);最新定位则突出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巨大发展和在全球问题挑战突显形势下双方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

总之,正是上述三大方面认识与实践的发展,为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而一个最新背景则是,近两年来,随着两国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美国受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和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实力相对下降;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政治军事影响力持续上升)以及美国进行战略调整,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两国战略互疑明显上升,中美关系再次站到新的十字路口上。此时此刻,中方再次对美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显然更具针对性和指向性,这就是:中国不仅自己要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道路,而且希望与世界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共同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以打破历史上大国兴衰必然导致对抗与战争的历史循环,建立起平等相待、积极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次,中国的提议,得到了美国领导层的积极回应。这是令人鼓舞的。

值得指出的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是一个整体,前者以后者为基础、为具体内容;后者以前者为目标、为方向。这样一个结合起来的定位和努力方向,与此前的各种定位相比较,显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引人注目,也更具有时代感。

 

、必要性与可能性

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加以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与了解为何中美双方有意共同进行这一探索;同时,也只有对这两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才可能去掉犹豫彷徨的心态,坚定不移地将这一探索推向前进。

首先是必要性。中国是新兴大国的代表,美国是守成大国的代表(并是世界超级大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美已是当今世界上两个影响最大的国家;而在美国眼中,中国又是未来最可能挑战其地位因而也是最令其放心不下的国家。历史上,权势转移曾屡屡带来大国冲突与战争,给相关国家、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与破坏,其中尤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最。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唯有与美国建立起互利双赢的新型关系,才可能打破历史循环,避免德日苏的前车之覆,实现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并对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起到示范作用。对于美国来说,唯此才可能避免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血雨腥风,避免与崛起的中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冲突与战争必将或最可能出现的前景)。对于世界来说,则唯此才能维护世界的长久和平发展,延续人类文明,保护地球家园,战胜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其次是可能性,包括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可概括为五点。

1、新时代、新的国际环境的出现。殖民体系已不复存在,殖民争夺的历史条件彻底消失;随着国际形势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各国同在一条船上,都难以独善其身,必须同舟共济。

2、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恶果给人类与国际社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核武器的极大毁灭力及主要大国均拥有核武器,对大国冲突与战争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即使大国间进行常规和所谓更人道的战争,其代价也将极其巨大,发动者不仅难以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与政治、经济、外交手段相比,战争与军事手段的作用在持续(或逐渐)下降;与此同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持续发展、逐渐壮大。

3、大国崛起显现新特点。新兴大国群体崛起,数量之多(一般认为发展中大国已达17个),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兴大国均是融入而非破坏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新兴大国多为领土与人口大国,或者是国家联盟(如欧盟、东盟,此为广义大国概念),可望长期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中国决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示范效益。

4、大国关系出现新特征。一是大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制约又借重、既相互防范又相互吸引,利益交会和相互依存明显加深,斗而不破,普遍建立起各种伙伴关系。二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但其仍具有较强的更新与修复能力,大国实力对比逐渐朝着较为均衡的方向发展。三是大国关系不再具有(或不再明显具有)敌对与对抗的性质。

5、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历史上,两国曾有过良好交往、积极合作的经历,如二战中的结盟与冷战后期的战略合作;两国文化传统虽有很大不同,但其中亦有某些相似性,如中国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谐理念、王道思想与美国文化的包容力、制度霸权。在现实中,经过长期发展,两国已形成重要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人文纽带,建立起了全面的、多层次的对话机制(政府间的正式对话机制就有90多个);加之新的伙伴关系定位和共同探索建立新型关系的愿望,中美关系明显不同于当年的苏美关系。

 

三、基本特征

中美探索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不再具有敌对性、对抗性。这一点应体现在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之中,并确保两国不会因实力对比的新变化和部分利益的不同发生严重军事冲突与战争。与此相应,“遏制”与“反遏制”将被排除在两国的政策选择之外。

2、相互尊重,良性竞争。政治上平等相待、互不歧视;经贸上不搞违反WTO规则的恶性竞争;军事上不搞军备竞赛;文化上兼收并蓄;在价值观、软实力、多边国际规则制订、发展模式等方面开展公平竞争,同时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

3、合作协调为主,共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除经济合作外,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在全球与区域的各种多边机制中,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和重要地区内(例如亚太),广泛开展合作,建立起互利双赢的伙伴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不是“G2”而是“C2”(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CONSULTATION/磋商)。[6]

4、建立起必要的战略互信。两国至少要做到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清楚对方的底线和不挑战对方的底线;在分歧、摩擦较多的领域内,信任措施建设(CBM)不断加强;始终保持战略沟通,彼此间的误解明显减少并能避免战略误判;建立起战略稳定 [7] 的基本框架。

5、保持总体稳定。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高层、工作层、政府、民间多层次的对话交流全面、持续发展,相互促进。不存在明显短板,不再因一时一事的摩擦停止对话,更不会长期停止接触与交流。

其实,上述基本特征也是建立新型中美关系需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在这五点中,前三点是最重要的,后两点则是前三点的延伸、体现、保障或结果。

 

四、困难与障碍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史无前例的探索,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两国须对面临的困难与障碍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就如同攀登西玛朗雅山,如果事前不对途中的艰难险阻有足够的估计,是决难成功的。

这些困难与障碍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思想观念上的也有行动上的。在此并不对其进行分类,只是一一排列出来。

1、中美两国对近现代史上大国兴衰历史的深刻记忆。这种记忆已深深地铭刻在两国政治家与公众的脑海里(美国尤甚),致使他们难以相信未来大国兴衰的进程可以避免冲突与战争,怀疑大国间可能建立起与历史上截然不同的新型关系。

2、与历史经验相符合的现实主义理论、权势转移理论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学术化、理论化了的历史记忆,对两国的战略研究界、外交界、学术界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要使之得到改变,比改变一般政治人物和广大公众的历史记忆更困难。

3、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鸿沟。这是两国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冷战结束后,西方盛行的“民主国家间无战争论”是把中国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的。这一结构性矛盾是中美战略互疑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8]

4、冷战思维、从最坏前景(WORST-CASE SENARIO)出发的思维仍在两国普遍存在。在这一点上,美国更为突出,其至今仍不断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冷战的产物)即是例证之一。从最坏前景出发的思维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对两国的军队来说,这是由其承担的主要任务所决定的。但如果这成为思维定式和主导思想,其消极作用将显而易见。长期以来,中美两军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最短板,按照木桶理论,它将最终决定两国关系的容量。这一状况在未来能得到改变吗?

5、美国仍企图维持在全球的霸权地位。霸权与领导是明显不同的概念。近年来,虽然美国更多强调的是“保持领导地位”,为此也越来越强调发展软实力、巧实力,但其偏重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坚持干涉主义及追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倾向仍然根深蒂固,并反映在其各方面的政策之中。大国间争夺领导地位可能避免军事冲突,但若争夺霸权,则只能导致冷战或战争。从“维持霸权”转向“维持领导地位”,即使美国真想这样做,也将是一个十分艰难而痛苦的过程。

6、中国尚未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并仍存在众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这给中国未来的政策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存在,甚至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将对中国和平崛起形成重大障碍,并对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政策带来严重的干扰与挑战。

7、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一些国家的领土及海洋争端升级、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涉及资源、市场、开发等),加上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海上力量的跃升,以及中国太空和网络能力的突飞猛进,“中国威胁论”再次抬头,“中国强硬论”、“中国可怕论”迅速扩展,而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也在快速增长,两者正在形成严重的对峙。

8、在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新变化及美国进行战略调整、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两国战略互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之相应,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摩擦与竞争明显增多,潜在的危机风险上升,双方因第三者卷入危机与冲突的可能性加大。

五、路径与手段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探索。如果成功了,将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其进程必将极其艰难曲折。一厢情愿难以奏效,需要双方(包括两国政府、两国研究界、两国民众)共同努力。中美应着眼必要性与可能性,针对困难与障碍,务实、稳步、有重点地将这一探索推向前进,逐步形成积极、良性互动。其中,必须处理好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主动与被动、斗争与妥协、取与舍等各种关系,并应设定近、中、远目标。下面仅就个人所想,就路径与手段提出一些粗浅的思路与建议。

1、两国研究界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开展必要的理论探讨与研究。这一研究应包括概念界定、可行性研究、方法论研究、路径研究等。其目的是建立起有别于大国兴衰、权势转移传统理论的话语体系。

2、作为建议提出方,应通过渐进细致、多样化的工作,使美方坚定与我就此共同进行探索的愿望。不仅要在两国首脑、政府、外交部门之间,而且应在研究界、公众舆论界,提出并确立这一努力方向。同时,一定要杜绝大轰大嗡的做法,坚持两分法(既认清必要必性与可能性,又认清困难与障碍),从具体努力做起,而非期望用新原则、新提法框住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

3、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中国要以身作则,坚持和平发展、不争霸、不扩张、不搞军备竞赛、不结盟(指军事同盟)等一系列基本政策,坚持安邻、睦邻、富邻的政策,努力实现自身软、硬实力的均衡发展;带头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和以最坏前景主导政策的做法。面对这一新任务、新探索,我内部首先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4, 在近期,要正视两国战略互疑上升,双方均实行“两面下注”、“两手对两手”方针的现实,将减少误解、误判,有效控制分歧,防止两国关系大起大落作为首要目标。双方可就战略互疑问题进行政府间和智库间的专门对话。对中方来说,一项紧迫任务是对美方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作出客观、准确的解读,并对自身国家利益与政策作出更明确、清晰的宣示(如进一步界定核心利益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明确维护核心利益的多种政策与手段 [9])。

5、应坚持“斗而不破”的方针,大力加强两国间的危机管理机制,加强国际安全危机合作,以有效应对相互间的潜在危机及可能由第三方造成的危机(朝核、伊核、叙利亚问题等危机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均可能把中美两国卷入更大的危机)。危机管理包括危机防范与管控,其过程是危机双方既博弈(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又合作(防止危机上升为军事冲突)的过程。目前两国间危机管理机制建设滞后的状况须尽快得到改变。如果中美间危机濒生并难以得到有效管理,又怎能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

6、须重点解决好保持与加强两军交流、合作的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危机事件,由于三大障碍 [10] 与三大不同 [11] 的存在,两军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最短板(停止或停滞交流达六次之多),严重滞后于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高度重视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安全关系的问题,两者不可能割裂与分离。其实,如果辩证地看,两军关系最落后,但其改进的潜力与余地也最大。当前,中方应抓住近两年两军交往的较好势头,使两军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7、在中期,应通过博弈、磨合,争取在两国接触最多的亚太地区建立起双方兼容并存、良性竞争、合作为主的框架。特别是要解决好中国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变的问题。一方面,坚持扩展我海洋利益、发展我海上力量;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表明我决不走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老路,不与美争夺海上霸权,而是决心与美日印等大国建立两洋(太平洋、印度洋)合作、成为维护国际海上通道自由、安全、通畅的一支重要力量。

8、要始终努力在一切有共同利益或利益契合点的领域、特别是在经贸与非传统安全领域,与美国积极、稳妥地开展一切可能开展的合作,双方的合作还应逐步扩展到全球公域(除上面提到的海上通道外,还涉及太空、网络),这一点十分关键 [12] 。两国还应有机遇管理的概念。合作的机遇可能稍瞬即逝。双方都应尽量避免因分歧、摩擦的发生影响或停止相互间的合作;在双方关系较好、分歧不突出的时候,尤要抓住机会,积极推进与扩展合作。

9、在坚持和深化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其中,于2011年新建立的战略安全对话平台十分重要)、亚太事务磋商等几十个对话机制的同时,进一步扩展与美方对话的领域与方式。对美方迫切要求开展的核关系、外空与网络安全等对话,可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或分头推进与深化。还应认真考虑举行一些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边安全对话(如中美日、中美印对话),以及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开展接触与对话。上述问题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无法回避的。其中有些对话可先以二轨方式进行,然后再与一轨对话衔接。

10、  努力保持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稳定与持续发展。在亚洲特别要处理好中日、中印关系。中国和平崛起如果过不去这两道坎,又怎能过美国这道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整体概念,不能仅限于中美之间。有人说中日关系将是另一回事,我不赞成这种观点,至少从现在看,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未来中日关系完全破局、走向对抗,中美关系肯定也好不了。

11、  在更多地承担国际义务的基础上,在国际与地区多边机制中,努力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与合作,同时积极增加中国的话语权和制度与规则制订权,与美国进行软竞争、良性竞争。这将是两国关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12、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好台湾问题;坚持民族团结、加快经济发展,解决好新疆、西藏问题;坚持和平谈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解决好与邻国日益上升的海上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从长远看,这些问题上取得的任何积极进展,都将有益于减少中美之间的政治安全摩擦,从而为构建两国新型大国系提供重要的和有利的条件。[13]

(本文根据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201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改写而成。)


III. References

[1] 见2009年10月25日戴秉国国务委员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我们正在参与创造21世纪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同舟共济、共对挑战的历史,参与创造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我们能做到吗?我要说: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50页。

[3] 这一方针是江泽民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访华团时提出的,见《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日,12月4日。

[4] 针对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在1995年由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召开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汪道涵提出的这一看法曾得到与会者普遍赞同。当时与会者还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接触政策不等同于遏制政策, 虽然其中仍包涵着某些遏制的因素。

[5]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

[6] 中美应建立C2而非G2关系是戴秉国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的。

[7] 此概念特指战略核关系。

[8] 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2012年3月。

[9] 参见作者《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若干思考》,《战略研究》第二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2012年2月。

[10] 指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对华抵近军事侦察和美国2000年国防授权法(单方面对两军交流作出多种限制)。

[11] 指两军实力差距、迥异不同的领导体制和军队作用的不同(美军全球部署,解放军重在国防)。

[12]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美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与利益冲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全球公域的性质则界于前两者之间,在此领域双方既可能开展重大合作又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因此,不妨预言,未来两国关系在全球公域问题上的走向,将可能最终决定双方安全关系的走向。

[13] 台湾、新疆、西藏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与邻国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也是中国与他国家之间的问题,与美国并无直接关系。但美国却总是企图干涉与介入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必须准备长期与美国摩擦、斗争,直到这些问题获得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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