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三边关系与三边对话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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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SNet Special Report

Recommended Citation

Yang Wenjing,  作者:杨文静, "中美日三边关系与三边对话前景", NAPSNet Special Reports, November 14, 2013, https://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special-reports/%e4%b8%ad%e7%be%8e%e6%97%a5%e4%b8%89%e8%be%b9%e5%85%b3%e7%b3%bb%e4%b8%8e%e4%b8%89%e8%be%b9%e5%af%b9%e8%af%9d%e5%89%8d%e6%99%af-2/

by Yang Wenjing,  作者:杨文静

14 November 2013 / 14日11月 2013


I.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second half of a two part Special Report from Professor Yang Wenjing of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eijing, China. The article has three major sections: 1) An overview of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U.S.-China-Japan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2) A basic description of extant U.S.-China-Japan trilateral dialogs and analysis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those dialogs; 3) Prospects for future dialog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Policy Forum, Yang Wenjing explains that there have been new changes in tr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the U.S. and Japan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The US-Japan alliance finally achieved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after several twists and turns;  U.S.-China relations are moving from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a “new type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great efforts from both sides; China-Japan relations suffered a downturn due to the U.S. strengthening it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Japan and exacerbating the Diaoyu Islands situation. The state of tr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China and Japan shows an “unbalanced” (evocative of the “rebalance”) relationship; U.S-China and U.S.-Japan relations are close while China and Japan are estranged. Nevertheless, in light of the three countries’ close-knit economic interests and high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none of the parties can bear the cost of all out conflict;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prevent the antithesis to security from forming if the  U.S. and Japan are on the same side in opposition to China.  This tripartite coordination and active dialog provides rationale and motivation to do so.

Yang Wenji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professor in the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at the Chin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fficial policy or position of the Nautilus Institute. Readers should note that Nautilus seeks a diversity of views and opinions on significant topics in order to identify common ground.


II. POLICY FORUM BY YANG WENJING

中美日三边关系与三边对话前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摘要: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新变化:美日同盟几经周折后实现实质性提升,中美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向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努力,中日关系则因美日强化军事合作以及钓鱼岛问题而陷入低迷。中美日三边关系呈现中美、美日两边密切而中日一边疏远的“非平衡”态势。尽管如此,鉴于三国经济利益与相互依赖高度紧密,任何一方均难以承受与其他方全面对抗的代价,特别是要防止形成以美日为一方、中国为另一方的安全对立。这为三方协调关系、积极对话提供了理由和动力。

二、中美日三边对话基本情况及利弊分析

 

如上所述,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美日、中美两边均在加强,但美日同盟中共同应对中国的因素也在上升。美日采取软硬两手,一方面通过实质性深化军事关系加强对华威慑,一方面积极谋求与中国达成三边战略对话,希望通过磋商机制改善互信、加强协调。

 

(一)三边对话的来龙去脉。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鉴于台海局势紧张,美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台海游弋,首次提出举办中美日三边对话。由于中方担心讨论台湾问题、在对话中处于“1对2”的不利局面,对三边对话态度并不积极。但此后却形成了三国学者及智库的“第二轨道”对话,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等机构都曾参与,日方则包括外务省所属的智库机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等,中方开始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牵头,后转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大等均积极参与。期间“二轨”对话也经历过一段低潮。2000年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发表美日同盟报告,力主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方面的作用,企图把日本变成 “亚洲的英国”,重点是应对和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一报告实际上指导着布什政府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基本政策。而自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日首相后,中日关系也经历了5年半的寒潮。“美国要靠日本来牵制中国,可是一旦日本造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僵局,它对中国进行接触和引导的作用也就无从发挥了。”[1]因而小泉执政末期,美对日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2007年2月,美前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教授牵头的美国超党派人士组成的咨询小组发表了《美日同盟:让亚洲正确迈向2020》(也称作第二个阿米蒂奇报告),明确指出“东亚的稳定将取决于美日中三边关系,而我们在坚持与日本同盟之外还需要促进这种关系”。虽然美官方没有公开要求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改弦易辙,但却通过一些前任官员或智库人士在明里暗里施压。此时,日本国内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二轨”对话再次升温,三方均在考虑如何缓解两国关系。各方认识到,如果东亚地区没有一个稳定的战略性对话机制,就可能出现更多麻烦,因而三国均出现三边对话的建议。中方学者甚至提出,将美日的“2+2”(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对话)对话机制扩展到中美日三方的“2+2+2”机制。但由于当时的韩总统卢武铉强烈反对,加上美担心会对六方会谈造成负面影响未能实现。韩国主要担心中美日三国讨论朝鲜半岛事宜,而作为半岛问题的直接当事国,自己却被排除在外。不过在李明博上台后,随着韩美、韩日关系的改善,韩国的态度有所转变。

另一方面,美方代表人物、曾参与撰写重要报告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斯劳特、斯坦伯格、坎贝尔等人均主张美亚太政策需“借助中美日三方合作”,这些人在奥巴马上台后均被委以重任,如斯劳特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坦伯格任副国务卿、坎贝尔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此外,还有美白宫安全事务顾问贝德、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政部长拉尔·布拉纳德(Lael Brainard)和美驻北约大使奥沃·达尔德(Ivo H. Daalder)。在其推动下,奥巴马就任伊始迅速决定启动中美日三边对话。从中方角度看,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和战略自信上升,也在积极寻找途径推动实现有益对话。

2009年6月,日媒体透露中美日将于当年7月举办首次三边对话,参加对话的分别为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斯劳特、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别所浩郎。三边对话的主题包括气候变化中的技术合作、人道援助和海事安全。对话由综合政策规划部门负责,意味着对话初期的定位是相互摸底,规划后续对话,因而定位于司局级而不是更高层次,“三方将视情况有意在将来将级别提高至副部长级”[2]。作为一个平稳的开局,从较低层次做起可以能进能退,同时又是比较符合各方利益和地区其他国家考虑的一种安排,可以减小对国际关系的震荡。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对话被迫无限期推迟。一是中方热情减退,朝鲜引爆核装置,加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办令中方感到对话并不急迫;二是日内政有变数,日首相麻生太郎6月21日突然解散众议院,执政党自民党下台可能性较大,日自顾不暇,难有精力分身与中、美两国展开对话。

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美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东亚峰会上表示,美方愿主持中美日三边对话或会谈,推动中日两国就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拒绝称,中日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2011年12月19日,日外相玄叶光一郎与希拉里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一事磋商,重申美日韩三国“有必要紧密合作以确保地区和平稳定”,并明确提议建立中美日三国战略对话框架,以确保亚太和平与稳定,得到希拉里肯定。玄叶称该对话将“从事务级别开始,发展到外长级别”。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方注意到玄叶外相发表的演讲,中方愿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对话,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3]。2012年3月,玄叶在接受法《费加罗报》访问时再提构建中美日战略对话。5月野田访美期间,在与奥巴马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愿意积极响应奥巴马总统的建议,积极促成日美中战略对话。”

 

(二)美日热衷推动的原因。从美国看,一是中心人物推动。积极主张中美日对话的智囊被大幅吸纳到奥巴马外交团队,一些重要学者如沈大伟、包道格等甚至建议三方领导人应该至少每一年半就聚一次。2011年4月贝德、斯坦伯格等人离任后,坎贝尔政策影响力增大,而坎贝尔本人作为著名的“知日派”非常热衷于推动,并得到希拉里首肯。尽管奥巴马政府内部有人认为“仍不急于与制度不同的中国开展此种对话”,但主流观点认为,与日联手可“更易促使中国参与解决各种问题”。[4]二是在经济危机与美“重返亚太”双重背景下亟需稳定中美日关系。约瑟夫・奈称,中美日关系稳定最符合美利益,“整合,以防止不确定性,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一方面,西方经济难见起色,中美日需增加协调,中日两国总共持有的美国债合计达美海外债务总额的四分之一,凸显中美日深度捆绑的现实。另方面,亚太重要性上升使亚太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共同利益增多”。[5] 三是确保对华、对日关系平衡发展。一方面,美“必须与中国合作”,并希望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另一方面美也并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发展导致美日同盟瓦解,“美日同盟仍然是美东亚政策的基石”。出于平衡美日、美中关系的目的,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借助美日同盟来与中国合作。“美日同盟在21世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当美中合作的桥梁”。[6]

从日本看,一是借美之力对冲中国崛起风险。随着中国崛起,日一方面深化美日同盟作为安全保障,另方面也希望坐享中国机遇,为日渐不逮的经济注入活力。美不断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加大投入,而中国相应扩大对外军事投射、外交采取“进取型政策”,令日担忧中美冲突风险。中美日三边对话可加大对中国的“规制”力度,管理相应风险,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其核心利益问题上谋求与美共同施压,如中国军力发展、对朝政策、钓鱼岛问题、稀土出口管制等。二是以G3代替G2,参与进程,提升地位。日本地震以来,日受困于“老病新忧”国力受挫,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面临“边缘化”之虞。美明确加大对亚太投入提升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日可借同盟力量挤入中美巨人对话的圈子,更多分享地区领导权,防止“越顶外交”。三是“新三边主义”思潮发酵。长期以来,如何在中美之间取舍、平衡,如何破解亚太“安全靠美、经济靠中”的结构性矛盾,如何寻找自己的国际身份,是困扰日本的难题。早在2007年12月,日本和平研究所在福田首相访华前发表一个报告,认为日本在致力于日美同盟的同时,应努力“推进日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建议定期举行日美中三国首脑会议。这个报告和建议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中美日三边关系新思维。日《朝日新闻》总编船桥洋一是“新三边主义”代表人物,主张以“中美日基轴”替代美日基轴,以化解矛盾,以“共赢”代替“零和”和“皆输”。[7]这些思潮使日领导人难以将美日同盟与中日关系对立起来。

 

(三)对中国影响与利弊分析。美日积极推动中美日三边对话对中国而言有一定积极意义。首先,有利于稳定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进而服务于中国国内经济转型。中美日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在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平发展方面有共同利益和全球责任。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上升为日第一大贸易伙伴,三方利益深度交织。但美国推动、日本跟进的TPP与中日韩经济合作似走向“二元对立格局”,通过对话可一定程度盘整和理顺关系,有助防止三国经济滑向“亚健康状态”。其次,有助于打开美日同盟缺口,构筑中美日三方战略互信。曾几何时,美对中国提出三边对话感到警觉,担心冲淡美日同盟,现在美主动提出对话,这是中国国力巨升使美难以绕开、必须合作的结果。中国可借机塑造对己有利的战略议题,防止美日构成“对华包围圈”,与美国共同约束日本。该举亦可传递亚太地区大国协调的积极信号,打消某些中小国家利用大国矛盾从中渔利的念头。再次,迎合日本向中国看的心理,给予积极回应。作为美盟国的日本长期来对中美“接近”一直很敏感和介意。2006年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建立后,日方提出想与中国建立类似的高层对话框架,得到中方首肯,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日认为中国官方不重视而有失落感。中美日三边关系发展为更为平衡的“等腰三角形”对三方均有利,可增加互信和共同责任感。最后,有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完善中国总体外交布局。在中美与中邻矛盾悄然叠加的背景下,靠中美双边关系及多边合作已不足以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需从更广阔的视野谋划和经营“中美+X”战略框架,实现中美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中美日对话可作为重要一环,与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澳等三边外交相得益彰,以此类“小多边”形式完善中国新时期的外交布局。

 

三、前景展望

尽管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存在美日强化针对中国、以及中日关系交恶等不利因素,使三边关系有一定脆弱性,但三边经济利益深度交织、共同承担重组全球经济结构的使命,以及中美均有维持稳定大国关系的主观意愿,日本则旨在预防“中美对抗”与“中美越顶”两大噩梦,使三边关系有稳定与平衡发展的内在需要。展望未来,一方面应看到美日同盟发展的限度,一方面也应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提高积极塑造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能力。

 

(一)美日强化同盟关系趋势会持续,但有一定限度。首先,美日同盟的加强,对中国而言并非完全是负面影响,中国需理性看待。一是,尽管面临朝鲜发展核武器带来的刺激,但美日同盟却未能让日本鹰派发展核武器的主张得以实现;二是,美日同盟也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日本,使其国防开支可以控制在GDP的1%;三是使日本国内对于安全威胁的讨论不致失控。其次,美、日对华均有所求,难以将同盟关系完全置于针对第三方基础之上。尽管2012年以来美日一些动作引发中国担忧,特别是日承诺利用所谓的地理优势在“第一岛链”发挥更多责任,以使美在本地区拥有更多自由,这本身极易被中国解读为不友好姿态,但从长远看,美日同盟必须超越针对第三方才可能持续下去。野田访美期间与奥巴马共同声明“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反对遏制中国”[8],并提出构建中美日战略对话的倡议,也反映出美日均不愿直接与中国对抗、不愿重回冷战时代的决心。在钓鱼岛问题上,尽管美政府人士在日追问下承认过“适用于美日安保范围”,但美多数表态还是主张“和平解决”,不愿被日绑架到一场战争中。未来美日同盟更多地将在如何塑造中国崛起的方向上加强协调,积极打造地区规则,以软的一手规制中国崛起。同时,美日同盟的功能转型也将持续,更多关注于全球事务及其他多边事务。第三,日本已经过了经济发展高峰期,不大可能对中国进行全面对抗。中日经济总量排名的变化意味着100多年来的日本强、中国弱的基本格局结束。日本的最大安全威胁是国内经济,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很难想象日做出全面挑战中国的决定。总之,美日两国面对中国的崛起要经历一个心理调试期来接受这一事实,在这段时期内中国与美日关系会出现紧张态势,但是总体还是会保持合作的主旋律,因为合作与对话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和三国关系健康发展需要的。

 

(二)理性看待中美日三边关系,积极加强主动塑造能力。从意图上分析,三国对三边关系的战略取向可概括为:对美而言是保持“中日平衡”,但美日关系相较而言更近,中日关系不好不坏最符合其利益;对日而言,则有“亲美和华”和“借美制华”两种取向,近期看后一种观点更占上风,而长远看前一种观点会更加突显;对中而言,保持三边关系成为“等腰三角型”最符合利益,即中美、中日关系同样密切。尽管从目前美日同盟强化、中日关系消极的现状看似乎并不现实,但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应有意识地增强三边关系的塑造能力,使其朝向有利的战略态势发展。

就中日关系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构建危机管控机制,防止钓鱼岛问题失控。事实上,为避免在包括钓鱼岛周边在内的东海海域出现更多摩擦,中日两国防卫部门已就通过开设热线等建立联络机制达成共识,旨在避免因日自卫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舰船、飞机等发生碰撞事故,以及事实认定错误而引发的偶发性军事冲突。两国还同意事先通告船只、飞机等的行动,并使用国际上作为通信手段广泛使用的频率。其次,积极推进中日韩三边合作,加强在经贸、金融、节能环保、气象、防灾救灾等领域合作,尽快缔结中日韩投资协定,尽早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积极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中日韩还建立了运输与物流部长会议机制,围绕“建立无缝物流体系、发展环境友好型物流业、实现物流安全与高效”三大目标,在陆海联运、物流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发展高效绿色物流方面的合作成绩显著。未来,在中韩陆海联运的基础上,可加快推进中日、中韩、中日韩之间的陆海联运合作,进一步扩大东北亚区域陆海联运合作,探讨中日韩与俄罗斯开展四国陆海联运合作的可能性。此外,2011年3月,中日韩首次反恐磋商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三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打击海盗、网络安全及三方具体领域合作等交换意见。未来,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韩反恐磋商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及时交流信息、协调行动,同时促进三方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及专家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丰富中日韩三方合作内涵,维护三国共同安全利益。最后,继续深化中日金融合作。2012年6月1日,人民币和日元开始实现直接兑换交易,意味着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中间价将不需通过美元,可为中日两国每年节省近30亿美元的手续费,还将避免兑换过程中因美元的剧烈波动而给双方造成的损失。中日两国货币实现直接交易,以及此前日本宣布购入中国国债,其背后是日本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前景投下的“信任票”,是人民币迈向国际通货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中日加深财金合作,共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有效分散各种风险,推动建立包括亚洲主要货币在内的多元储备货币共存的新世界货币格局。

另一方面,对于美日推动的中美日三边对话,中方在给予积极回应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应是长久的战略规划,还是策略性应对?长远看中美日合作是符合世界、地区及三方利益的大方向,应着眼于长久的战略设计,防止因一时一事而困扰。中美日战略对话一波三折、几起几落而未能实现,一是三国缺乏战略互信,担忧彼此意图,二是战略眼光不够,易受突发事件左右。事实上,东北亚局势越是紧张,越需要三方沟通;甚至有学者提出能提升到中美日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或者发展为东北亚安全磋商机制,效果会更好;还有学者提出尽快就钓鱼岛问题举办中美日三边对话[9],这些均是值得思考的建议。其二,鉴于美日同盟的存在,中美日对话基础较为敏感脆弱,应如何设计议程?中方担心美日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联手施压,但与其回避不如知难而上,利用机会充分说明中方立场,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塑造问题的方向;另方面,日本对中美、美国对中日联合也有担心,可以合理地利用矛盾,利用双边的共同利益制约第三方,以增加回旋余地。中日在发展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美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等方面均有一些共同利益和契合点,可随机、灵活地调整立场,利用三边场合实现沟通及施压。其三,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可考虑调整“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在会晤层级上设置工作层、领导层两个层面,工作层可建立固定机制,领导层可利用东亚峰会、ARF、APEC等多边场合;议题设定上可灵活,难易并行;期望值应设得低些,开始维持谈判的形式可能多于内容,但长期坚持下去会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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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REFERENCES

[1] Carl W. Baker,“U.S., Japan, and China Conference on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Issues & Insights,Vol. 8-No. 6,June 2008, Pacific Forum, CSIS.

[2]“中美日举行三国对话有着建设性的意义,但对其成果不宜抱太高的期待”,新华网, 2009年6月24日。

[3]“日本首提日美中三国对话”,人民网,2011年12月16日。

[4]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 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Edited by Gerald 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Wang Jisi.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0. p20.

[5] Joseph S. Nye,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Survival, Mar. 2008. pp. 65-79.

[6] Richard Bush,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0/10/18-china-japan

[7] 船桥洋一,“因中国兴起而变化的基轴”,《朝日新闻》,2009年3月5日。文章认为,在新形势下,继续以日美同盟“考量世界”“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美国发出的“外交信号”已经表明,美国如今需要的“基轴体制”“不是日美,而是日美中”;这实际上“宣告了日本长久以来念念不忘的日美基轴时代的终结”。

[8]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April 27, 2012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js20120427.html

[9] 冯昭奎,“围绕钓鱼岛,中美日应三边对话”,中国网,201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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